【国际观察】

6月27日，法国警察在巴黎西郊射杀一名北非裔少年纳赫尔，引发民众抗议。抗议活动迅速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骚乱，几天之内多个城市有大量汽车被烧毁，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被纵火，一些商店惨遭洗劫。青年人是本次骚乱的主体，内政部长达尔马宁7月3日表示，被捕者的平均年龄为17岁，其中一些纵火者年仅12岁。法国青年打砸抢烧的镜头传遍世界，目睹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受害者又是少数族裔、“郊区青年”？法国的年轻人为何如此暴戾？为何法国社会的“燃点”降低、“一点就着”？

(资料图)

积怨已久 积弊太深

法国民众热衷街头政治，素有暴力抗争的传统，但打砸抢烧是犯罪行为，已经超出法治国家所能容忍的底线，不容姑息。近年，此类行为在法国反复发作，反映出法国社会一些长期性、结构性问题。

骚乱的直接原因是警察暴力执法。法国的警民关系并不融洽，一些地区犯罪率较高，袭警事件时有发生。2012至2020年间，法国共有36名安全部队成员在执勤时被杀，每年至少有5000人受伤。法国政府通过立法增加警方权力，而一些警察暴力执法，导致警民矛盾激化。但民众更为不满的是，警察的暴力执法与种族歧视有关，也就是说这种暴力针对特定人群。有媒体报道，自2017年以来，在法国警察拦截嫌疑人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黑人或阿拉伯人，2022年更有创纪录的13人被杀。法国人权组织一份报告表示，阿拉伯人或非洲裔年轻男性被拦下进行身份检查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群的20倍。欧洲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认为法国警察有“美国化”趋势，称其从未见过有白人因拒绝遵从警察要求而被打死。有法国“特色”的是，这种种族歧视掩盖在“平等”原则之下：法国宪法第一条款就指出，“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分出身、种族或宗教”。

不过，“种族歧视”还不足以解释法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怨气和戾气。这就需要从法国的郊区去看法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郊区是法国的另一个世界，住在这里的主要是移民及其后代（多数人早已入籍法国）。有欧洲媒体描述说，“到了白天，巴黎以其世界主义而自豪。但到了夜间，随着有色人种乘坐城郊铁路回到郊区贫民窟，衡量种族融合程度的指数立即暴跌30%”。法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过去20年里，超过600亿欧元资金被用于翻新住宅区和建造新居，以及改善郊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但效果非常有限。郊区移民及其后代难以获得平等的机会，面临着有形和无形的歧视。此次被射杀的北非裔少年纳赫尔所在的楠泰尔市市长帕特里克·贾里说，无论是求学、就业、住房还是其他生活问题，他所在地区的许多居民都有不公正的感觉，他认为法国需要在弱势社区推动变革。有媒体评论说，将郊区纳入社会和经济主流的努力，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失败。

治标不易 治本更难

骚乱爆发后，马克龙总统强调坚决反对暴力，将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护国家秩序。为控制局势，马克龙推迟了原定对德国的国事访问，坐镇巴黎指挥抗暴。法国政府部署超过4.5万名警察，并派出装甲车、直升机到马赛和里昂等重灾区。截至7月3日，法国警方已经逮捕3300多人（2005年骚乱期间有2900多人被捕）。经过多天的强力压制，法国的骚乱规模和烈度已有所减弱。

前述措施都属于危机管控，马克龙还希望对导致骚乱的原因进行详细和长期的评估。但当今世界各类风险的跨界性、关联性、穿透性、放大性显著增强，解决此类问题的难度非常大。结合法国的具体国情，马克龙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首先是如何与“Z世代”相处。“Z世代”是指1995年至2012年出生的一代人，这代人有如下特点：一是信奉“做你自己”的人生哲学，勇于表达个性，敢于挑战权威。二是注重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对歧视和不平等问题表示严重担忧。三是其成长时期几乎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时期相吻合，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具体到此次法国骚乱，有些青年人在参加完破坏活动后立即将视频传到社交媒体上“炫耀”，既放大了愤怒，也容易被其他人仿效。他们还善于利用即时通信软件相互联系、协调行动，令警方防不胜防。

其次是法国极化的政治环境。左派主张为受害青年“伸张正义”，右派要求严厉打击暴徒。左翼领导人梅朗雄不愿谴责暴力，他说“我不呼吁冷静，我呼吁正义”。与此同时，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批评马克龙软弱，促迫后者采取强力镇压手段。面对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法国各派力量本应凝聚共识，以理性的精神、实干的态度推动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改革，但目前的政治撕裂只会增加问题的解决难度。马克龙纵使再有雄心，受制于左右力量掣肘也举步维艰。

再次是移民问题继续发酵。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研究，法国有近700万人（略高于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出生在国外，这是近10年来的第一次，此外还有数百万人有外国血统。随着移民人口的增长，法国政府在维系种族关系方面面临更大压力。一些政治人物趁机造势，称法国犯罪、住房短缺等问题都是“不受控制的移民”造成的。联合国人权机构将法国骚乱归咎于警察的“种族主义”，但法国政客泽穆尔表示“罪魁祸首就是移民”，并称他如果当选总统就会“阻止移民流动”。反移民思想已经在欧洲取得一定“共鸣”，这反过来又会对法国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举措产生压力。

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靠一日之功。法国的骚乱值得反思，它至少表明，投资人比投资基础设施更为重要。法国蒙田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克鲁伊指出，“法国政府在翻新建筑物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却很少帮助居住其中的人”。从此次骚乱看，法国的社会治理还任重道远，对法国的当政者是一场智慧、勇气与能力的巨大考验。

（作者：曲兵，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